蒋介石和李宗仁,曾几何时,信誓旦旦,义结兄弟,但是,好景不长,便反目成仇,结存亡冤家。蒋介石阅历了很多的派系纷争,而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,则是与之比赛时刻最长、冲击最大的当地实力派。蒋介石是李宗仁的政治克星,而李宗仁更被其视为眼中钉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换帖兄弟
1926年春,国民革新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策划北伐,亲赴广州。此刻,中山舰事情尘土初定,汪精卫、蒋介石之间的争持,已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境地。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,乖乖地离任去了国外,蒋介石成了广州的核心分子。李宗仁刚到广州,蒋介石便前来访问,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晤,李宗仁对此形象极为深入。他说:
这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,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晤。我对他的形象是“严厉”,“劲气内敛”和“狠”。这以后我在广州的保养园和白崇禧谈天,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形象。我说:“古人有句话,叫做‘共患难易,同安泰难’,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!”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。
不久,国民政府正式录用蒋介石为国民革新军总司令,择日兴师北伐。这期间,他们之间的往来多了起来,李宗仁常去总司令部,蒋介石对他也热心大方,在其时好不容易的情况下,竟自动拨给步枪1000枝、重机枪4挺、无线电收发报机2台,并由军事委员会拨款20万元。一同,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,坚持要擢升白崇禧为北伐军代总参谋长。所有这些,的确让李宗仁、白崇禧等桂系官兵感动,认为蒋介石毫无领域之见,是能够同事共处的。
一天,李宗仁来到总司令部,蒋介石推让地让座泡茶,并亲热地问:“德邻同志,你本年多大了?”李宗仁答复:“我是光绪十七年(1891)出世的,37岁。”“啊,我是光绪十三年出世的,大你4岁,”只见蒋介石摆开抽屉,取出一份红纸写成的兰谱,递给李宗仁,恳切地说:“我要和你换帖,结为异姓兄弟。”
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,一边推让一边说:“我是你的部下,真是不敢当啊!再说,革新不是不考究这一套吗?”
“没事体,没事体,你可不要推让。其实,换帖子拜兄弟,和咱们的革新并不抵触呀!这样,咱们不更是亲如骨肉、同志加兄弟吗?”这样诚实的心境,李宗仁还能说些什么呢?在脱离总司令部时,蒋介石还一再招待:“早点给我你的兰谱。”
回到营房,李宗仁细心观察这张兰谱,那上面除写有生辰八字之类的文字外,最显眼的就是蒋介石写的四句誓词:
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存亡系之
蒋中正 妻陈洁如
隔了几天,蒋介石又向李宗仁催问:“你怎样还不给我换过帖子呀?”
其实,李宗仁早已忘得一尘不染,可又找不出能够推托的理由,只能闪烁其词地说:“我不知怎样写才符合格局,所以,一向没有交给你。”
“是这样,”蒋介石摸着下巴,给他出主意,“你就照我的款式写一份就行了。”
第二天,李宗仁依样画葫芦,写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,下署“李宗仁妻郭德洁”,交给蒋介石。蒋介石接过兰谱,心境特别亲热地说:“从今往后,咱们的联系更上一层了,那就是同志加兄弟,为完结国民革新,誓必同生共死。”
国民革新军一路征战,真所谓横扫千军如席卷,到1926年底,革新的力气从我国最南端的珠江之滨,迅速地发展到长江流域,北伐革新的旗号简直席卷半个我国。此刻,蒋介石自恃手中把握枪杆子,军事独裁的野心开端显露,他揭露违反国民党中心所作的抉择,对立中心迁都武汉,固执要国民党中心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。这就是民国史上鼓噪一时的迁都之争。
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,蒋介石被免除中常委主席、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心组织部部长的要职,仅保存北伐军总司令一职。他的军事独裁遭到严峻应战,宁汉之间的割裂更是日甚一日,不行调和了。其时,蒋介石的军事实力究竟有限,能受他控制分配的戎行,仅第一军和一些凌乱的横竖部队,和武汉方面比较,明显地感到力气对比的悬殊。他冥思苦索着,突然间,“李宗仁”跳入他的脑际,前不久,他们刚刚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,而更重要的是,李宗仁的反共心境和自己相同坚决,对武汉方面的种种行为,也早有不满的心境。
其时,武汉方面也认识到李宗仁的效果,常来做说客的有徐谦、顾孟余、唐生智、邓演达、张发奎、郭沫若等。这些人都想压服他站到武汉方面,参加他们的反蒋阵线,而李宗仁却尽力为蒋介石辩解,甚至批判他们不管北伐全局,而仿效太平天国的同室操戈。他对徐谦说:“蒋固有缺陷,但是咱们谁又没有缺陷错误呢?这些就能打倒蒋介石吗?何况,临阵易帅,实是兵家大忌。”他责问邓演达,“工人停工有出轨捣乱的倾向”;正告唐生智,“过火的群众运动,如不及早设法扫除,将来戎行会不听你的指挥”;甚至批判张发奎,“你们第四军里,共产党最多,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闻名的共产党员”。蒋、李盟兄弟的反共态度,已是昭然若揭。一些反蒋说客再也没有心境去摇唇鼓舌了。
他们总算绑在一同,在一条战船上沉浮。这是他们几十年往来中,仅有的“蜜月”期。在臭名远扬的“龙华反共会议”上,李宗仁、吴稚晖提出“弹劾共产党的方案”,接着又联名宣布所谓“护党救国”的通电,为谋划中的反共、反革新的政变制造舆论。
不只如此,李宗仁还将“亲共颜色”的第二军逼至浦口,将所谓“附共”的第六军第十九师悉数缴械。全部准备就绪,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,让白崇禧施行全市戒严,所以,“四一二”反革新政变便血腥地开端了。政变发生后,蒋介石、李宗仁、白崇禧又在广西、广东、江西、安徽和江苏等地,再举屠刀,实施“清党”反共。在工农革新分子的血泊中,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树立,李宗仁因清党反共而功高一筹,天然成为南京政府的要角。蒋介石既另眼相待兴起的桂系,又不时感到不安和惊骇,董显光在《蒋总统传》,便披显露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心迹:
蒋与广西将领之退让,只能算是一时的权宜,因为北伐之必要而构成,究竟未能持久。
存亡冤家
在“清党”、“讨汉”、“北伐”等许多事情中,李宗仁的桂系装备日渐坐大,这其间的险峻,蒋介石不是没有警惕,而最使他心疼的是,当他提出调一部分军力去抵挡武汉的要挟时,李宗仁却装出很不了解的姿态,说:“北洋军阀是咱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,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事,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。抛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,从事同室操戈之争,恐怕国人不会体谅吧!”
武汉方面已将军事主力从河南撤回,东征讨蒋的锣鼓越敲越响。蒋介石所能分配的戎行,说来虽有十几个军,但是,真实能征善战的只要一军和七军,其他的多是杂牌军,一当枪响,这些蝗虫般的兵勇,都会落花流水,不战而退。蒋介石不愧为权利场中的混家子,能屈能伸,亲身来到七军军部,再次恳求李宗仁予以协助,但是,李宗仁照样唱着高调,拒不予以援手。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,悻悻而归。自此,也就对李宗仁和桂系结怨日深,难以消解了。
恰在此刻,军阀孙传芳在张作霖的协作下,亲率重兵,向南猛攻,连连在津浦线得手。蒋介石得不到桂系戎行的有用支撑,单独率四十军,反扑徐州,以期扭转颓势。不料,兵败如山倒,徐州不只没有克复,反而连同长江北岸复陷敌手。
蒋介石回到南京,本想喘口气,舒张一下筋骨,再去和孙传芳算账,但是,人算不如天算,武汉方面的东征讨蒋军,兵分三路,吼叫而进。蒋介石真的惹了大费事,外要抵挡军阀孙传芳,内要抵挡东征讨蒋军,他纵是有三头六臂,也是回天乏术,招架不住。他只得一再地向李宗仁求救,恳请他看在盟兄弟的份上,拉他一把。
李宗仁不买他的账,一面致电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,揭露表明照应其建议,“宁汉两边共同反共,既已情投意合,请速进行协作”;另一面又写信给武汉方面的唐生智,表明“只欲反共,予愿已足”,并悠扬批判蒋介石“不宜以个人位置而献身党国大计”。汪精卫“七一五”分共后,李宗仁便领衔代表南京方面宣布通电,表明愿与武汉协作。
蒋介石自知位置难保,不过,他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,他知道自己的进退现已把握在李宗仁、白崇禧的手中,便有意向李、白打听说:“武汉不依不饶,我也想趁此歇息一下。”他满认为会听到款留的言语,没想到,白崇禧却冷冰冰地说:“总司令如果然需求歇息,我也拥护,不然徒然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波,那就大可不必了。”
“健生的话太直爽了,这样的事嘛,仍是请总司令自决出处。”李宗仁清楚现在自己之所以无足轻重,说穿了,还不是手握重兵,处此局势反转的关键时刻,切不行有妇人之仁。1927年8月15日,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通电。当日,李宗仁被录用为国民革新军副总司令,民国史上第一次呈现蒋去李来之局,李宗仁初获成功,蒋介石则铩羽而归。
蒋介石下野不过3个月,李宗仁便支撑不起了,失掉江浙财神爷的支撑,没有白花花的大洋,嬉闹得沸反盈天的逼蒋下野,不得不草草了事。1928年2月,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,蒋介石继康复国民革新军总司令后,又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、中心党部常委、中心政治会议主席,从而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,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利。
蒋介石在借用桂系力气一致北方后,便感到非嫡派军事力气尾大不掉的盛气凌人之势,而李宗仁的桂系,更令他常常想起都要为之胆寒,已然其利用价值已尽,那就是“卸磨杀驴”的时分到了。1929年1月,早已酝酿的编遣会议鸣锣开张了。蒋介石心中的所谓“编遣”,说穿了,就是削藩、斥逐,其首当其冲者就是李宗仁的桂系。
编遣会议还正在讨价还价,蒋介石便隐秘将二三百万发子弹,由江西之袁州运往湖南,接济鲁涤平,音讯为第四集团军将领夏威、胡宗铎、陶钧获悉。